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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特别接近古典诗歌，学诗是孔门的六门功课之一，孔子以《诗经》作为教材，古代诗歌抒情性与儒家观念的感情色彩极易融合，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应该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餔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適。既至而適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如何认识杜甫呢？为什么他如此关心世道人心、并把这些写入自己的诗中呢？这是被杜诗感动之后的思考。杜甫常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谈到自己的家世也说"奉儒守官"，所以历来批评家认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杜诗中的忧国忧民的主旋律。　
   一、《李白与杜甫》引起的话题     1971年出版了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文章在诋毁杜甫时是与批判儒家思想并行的。郭沫若也把杜甫看成是儒家的，在郭看来凭这一点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杜甫作品的罪状。1974年以后搞起了"评法批儒"运动，孔子与林彪并称，儒家又一次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要否定杜甫，当然就更方便了，因为，有杜甫的自我交代作证：他承认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儒生；要肯定他的难度加大了，首先要择清杜甫与儒家的关系。这种风气直到粉碎"四人帮"多年后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1980年三月，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对〈李白与杜甫〉的一些异议》。《李白与杜甫》强调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并认为这对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起了决定性作用。针对这一点，我说：
    奉儒守官"的儒家教育也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影响，但决定他思想的，还是十载长安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和辛酸，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饱尝的战乱、饥饿之苦，是"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和人民亲密无间的生活。这些，正是这些，是杜甫思想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不是《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名句的改写，而是严酷的现实生活在他头脑中的反映。
    虽然，这些说法至今看来也不能说错，但是当时之所以这如此说是有意规避杜甫与儒家的关系的。这样既不符合实际，也反映出在我内心还是把儒家社会影响看成是负面的，特别是对杜甫这样的现实感极强的伟大诗人。
　　经过了二十年对儒家思想和杜甫及杜诗中所表达思想意识的研究，我感到有必要对儒家思想、杜诗中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出新的阐释。
二、黑格尔对孔子和儒学的批评
    黑格尔对于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很蔑视的，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到孔子时，指出孔子没有"思辨哲学"，《论语》中只有一些"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更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因而不值得一顾。我们读到这些议论会感到不舒服的，但是从德国注重思想体系和黑格尔辩证哲学出发，黑格尔的责备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对中国哲学还是治之甚少的。中国哲学的主流是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自然，伦理学的问题（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常识道德"）是备受哲人们关注的。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家大多不倚靠"思辨""论理"去推导，而是靠感情的打动和突发的感悟。这些自然不能入黑格尔的法眼，因为，西方哲学即使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运用研究自然的方法，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的理智思辨。因此，缺少理性、缺少思辨的中国伦理哲学就很难被西方哲学家认同。我想中国伦理哲学可称为感情哲学。
　　也许哲学界很难认同这个词，哲学就其本义来说就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与感情是不相容的。实际西方哲学家也承认"感情哲学"这个概念。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哲学的分类的时候说，如果"按照促使哲学家作哲学思考的主动欲望来分，这样就分出来由爱好幸福而产生的感情哲学"，与之并立的还有"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
三、儒学的情感品格    儒家的出发点与罗素所说是相近的，其"论证"（许多情况下是不"论"不"证"）方式在西方可能是不多的。如果西方某个思想家在推销其观点时采取了中国儒家式的论证方式，那么会被归为宗教或文学范畴的。
　　儒家思想基础源于对生命更高的期待，这种期待不是出于理智而是根源于情感的，徐复观称之为"忧患意识"（见其所著《中国人性论史》）。这是由于人作为生物体的脆弱和外界、特别是大自然无比强大及其不可预测性而导致的。对儒家所倡导的伦理观念，虽然可以认为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但是其内涵不是从逻辑思辨中推导出来的，也不是如宗教哲学所说是神的开示的结果，更不是有权者武断定义、而后又强制推行的。儒家所倡导的伦理观念绝大多数都有丰富的感情内涵。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也指出"仁"动态的心理特质。他说"仁"有两大特质，第一就是"觉"，他用"悱恻之感""不安之感"来形容"仁"的感觉，因此这种"感觉"中是挟带着强烈的感情因素的。
　　李泽厚也强调儒学的"情感原则"。早在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内容提要"中就说道："最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情感原则，它是孔学、儒学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在1998年出版的《论语今读》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意见。他说："孔学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视动物性（欲）与社会（理）的交融统一。我以为这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本源。"在最近出版的《己卯五论》中，李泽厚又提出儒家的基本观念，如礼、乐、忠、诚、敬、畏、庄、信等都源于情感。
　　我们如果追溯儒家创始人的言论，也可以看出上述是大体不错的。孔子讲到"礼""乐"时就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礼""乐"不在于"玉帛""钟鼓"这些物质形式，那么在于什么呢？孔子认为在于仁心俱足、在于敬畏和真诚，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感情的真挚。
　　他谈到"仁"时也不热中于外在的规范（只对颜回这样类似自己的、感情到位的弟子才讲一点规范--"克己复礼"），而强调感情的到位。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飘然而至的"仁"到底是什么？孔子最直接了当的回答就是"爱人"，因此可以说"仁"的内涵就是"爱"，就是对他人倾注更多的关切。这不是感情又是什么？可以说它是孔子哲学的核心。孔子其他一些关于"仁"的论述（确切点应该叫"述说"，因为其中没有什么"论"），都是在述说如何培养、引发和规范"爱人"这种情感。使之合乎中庸之道。
　　至于孟子更是这样。他是感情充沛的人。在说理论事时无不以感情夺人。他比孔子更热中建立范畴，在谈论儒家的伦理范畴时，其内涵也都是感情性的，很少有思辨色彩。例如他认为"仁""义""礼""智"，这些被后世看作儒家基本范畴的观念都是源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所谓的什么"之心"，也就是某某"之情"。这些感情是仁、义、礼、智的发端，所以这些观念也离不开感情。从儒家创始人对他们所倡导哲学及其基本概念的阐释，可见把他们的哲学看作感情的哲学是离事实不远的。上面我们引证的牟、李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判断大体上也是符合实际的。
　　儒家思想的传播也不是倚靠理论上的论辩，而是靠情感的渲染。孟子除了是个思想家外，他还更是个宣传家。孟子在传播儒学（孟子的"儒学"与孔子的"儒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说孔子思想核心是"仁学"的话，那么孟子思想核心就是"仁政学"）、在与其他学派辩论、在说服诸侯采纳他的意见的时候，他都是用充满了感情的话语去打动人的。战国时期有两位大儒，一是孟子、一是荀子。应该说荀子比孟子更善于说理，其著作带有思辨色彩，从本质上来说也更符合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然而荀子在儒家中一直没有取得正统地位，除了"性恶"之说易于为人误解外，也与其理论性太强和很少作感情的渲染有关。而孟子的成功、以及生前身后的际遇，与《孟子》一书的文学化与其理论直接诉诸人的感情密切相关。如孟子讲"大丈夫"的品格，讲"舍生取义"的追求，讲"仁政"的理想，讲"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向往，以及批驳杨朱、墨翟都是感情充沛的文字，非常具有震撼性，而其中讲的道理很少、甚至不讲道理。
　　当儒学取得了正统地位以后，统治者和儒生们感到只用"感情"、用感动力、感染力来推销自己的学说是大大不够了，因为这时候儒学已经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了，统治者不是用它来感化民众，而是要用它来威慑老百姓了。于是，在汉代出现了融合阴阳五行学说、强调天人合一的董仲舒。董氏把儒学神学化（孔子本是不讲"怪力乱神"的）、宗教化，把孔子神化为通天教主，神道设教，以愚弄老百姓。这是儒学第一次大变。
　　到了宋代，儒生们不满意汉唐以来古文学派繁琐餖飣的经学。他们在发展儒学理论时受到佛家思辨方法的影响，把儒家所创始者们基于感情的伦理观念抽象化、理性化。"仁义礼智信"等在原始儒家看来是极为鲜活、极富感情的基本观念都看作是"天理"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也就是所谓的"理一分殊"。他们要通过逻辑论证这些观念的正确，用讲道理（当然也讲得不彻底，许多情况下，还是命令式的）的方式推行儒学，逐渐使儒学概念远离了情感，从而也使它失去了感染力，变得僵化，面目可憎。这就是后世说的理学。这是儒学第二次大变。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原始儒学的精神丧失殆尽，特别是原始儒家倡导的基本观念中的情感性受到致命的挑战。实际上，真正能和原始儒学接轨的不是后世形形色色的儒学家或经学家，而且富于感情文学家、诗人，这大约是人们没有想到的。

四、杜诗与儒学    中国的儒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书面文学的开创者、孔子文学观点直到现在仍有广泛的影响，《论语》也是文学意味颇浓的儒家经典。《孟子》中绝大部分篇章是抒情性强、气势磅礴、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儒学特别接近古典诗歌，学诗是孔门的六门功课之一，孔子以《诗经》作为教材，古代诗歌抒情性与儒家观念的感情色彩极易融合，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应该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而且在这方面比孔、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说，儒家所倡导的观念多是感情性的，但孔孟只是开了一个头，并没有就此加以渲染展开，因为他们毕竟是思想家，不是诗人。而后世的儒家代表人物（特别到了清代）忽视了这一点，使得原始儒家风貌逐渐丧失，把一个本来特别具有人情味的学派，搞得最为僵化、最不近人情，甚至到了令人憎恶的地步。 　　儒家基本观念在杜甫诗中恢复了初创时的特征，变得丰满鲜活、更富于人情味。我们读杜诗、体会儒家的思想意识，似乎儒家倡导的那些只能令人仰望的伦理观念就在身边、就活跃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之中，还可以说就发生在你我他的联系之中。有了这些观念，我们才变得不世俗、不庸俗，甚至说变得更文明了起来。而且杜甫写到这些时是那么自然，顺口说出，好像是从他内心中流出来的，根本不是后代道学家那样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后人读杜诗所受到的儒家观念的感染、绝不会亚于读儒家经典。 五、说忠爱     就拿忠君爱国的观念来说，在孔孟的著作之中并不突出。孔子只强调"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族入侵中原地区；孟子是宣扬"大一统"，力主以"仁政"统一中国。把儒家这些与忠君爱国有关的因素发展成为忠君爱国的强烈的意识、并成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恒的主题，这是杜甫的功劳。 　　流传到现在的杜诗绝大部分写于滞留长安以后，从长安诗开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精神。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着。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如苏轼所说"一饭不忘君"（当时的"君"就是"国"的代表）；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篇就描写忠君爱国之情，当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归隐田园，过"潇洒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纷纭复杂的官场争斗。选择引起杜甫内心的激荡，诗人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如剥春笋似地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迹：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     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想纠正也不可能了。正是这样的"物性"，当事关国家之时，他不仅能够这样要求自己："济时敢爱死"（《岁暮》），而且对于朋友他也能说出："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后者看来更难。所谓"严公"就是杜甫落难成都时全身心依靠的顶头上司严武。严武入朝有可能担任宰相，为这样有光辉前程的人物送行，帮忙或帮闲们大约要说尽人间的祝福话语的。 　　我想聪明的今人更会如此。而杜甫本着儒家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的精神却讲了这样不吉利的话，而且讲得如此富于激情、掷地有声！这不是远比孔子的"臣事君以忠"更富于感召力吗？ 　　杜甫的忠君爱国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敢于批评讽刺皇帝，而且他的"忠君"主要就表现在对皇帝的批评讽刺上，杜甫敢于写作这类作品。。孔孟这些儒家的创始者们谈到君臣关系时，多是从相对关系着眼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的更情绪化一些，"君之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强调臣子要绝对忠顺是法家。杜甫对"君"的批评的情绪化是不让于孟子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位忙"（《忆昔二首》）："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这些诗句在"怨"之外，还有愤怒，然而它与忠君爱国之心并不矛盾。因为在孟子看来，国家社稷是老百姓为主体的，不顾普通百姓利益、任意胡来的皇帝只是"民贼独夫"。孟子对"民贼独夫"所表达的愤怒成为后世进步士人的榜样。 六、杜甫笔下的"老妻"--说仁爱（一）     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所体现的仁爱精神，杜甫的仁爱渗透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而且表达得十分完美，能给读者以长久的感动，因此，梁启超赞美杜甫是"情圣"。我体会这个"圣"字不仅仅是完备，还有"圣洁"之意。 　　杜甫的仁爱之情像儒家的爱有差等一样也是由近及远的，这一点从社会学上说是宗法制度的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反映了人的情感的投注也像认识一样是由近及远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爱"比西方文化中倡导的、由宗教神学出发的博爱更好理解，更具有可操作性。 　　杜诗给读者留的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儒家除了大谈"夫妻有别"和"夫为妻纲"以外，关于丈夫如何对待妻子，孔孟谈得很少（很奇怪，孔、孟二老都休过妻）。孔子说过要"敬妻子"（这个"妻子"是包括儿子的），这是从"妻子"在宗法制度中位置来立论的。而杜甫的仁爱精神应该说是始发于妻子（根据"由近及远说"，妻子距自己最"近"）的，因而其作品中涉及到妻子的篇章就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诗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顺境少，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穷困、衰病、奔走、逃难，接踵而至，几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杨夫人在饥寒交迫中担负起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杜甫笔下的妻子是那么可亲可近、可爱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献精神，这里的"敬"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更不是令人产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宾"，而是表达了杜甫对妻子歉疚之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竿"（《江村》），从这样的诗中，读者可以想象，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处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些兴味时的喜悦之情。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诗人对妻子的爱。 　　唐代是个浪漫的时代，诗人的生活则更是如此。历数唐代著名的诗人当中很少有像杜甫这样终生与原配妻子厮守而不旁鹜的。而且杜甫特别能体现儒家近于人情的风格，所以杜甫笔下的妻子也有非常女性化的一面，不是像汉代的孟光嫁了一位有德的梁鸿非得要"椎髻布衣"。"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月夜》）这是杜甫心目中妻子的形象；"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北征》）借写小女儿，调侃久别的妻子。从这些诗篇可以看出杜甫能把儒家的道德情感表现得极富温情。须知杜甫不是"丈夫正色动引经"那种迂腐角色。